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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商: 鱼米之乡的商人哲学

来源:苏湘商会   发布日期:2016-07-04

    商帮的产生,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,客观地说,江苏是最不可能产生商帮的省。

  我们从历史上去看,江苏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东西分置而建省,江宁府、苏州府各取首字,就成了江苏。江苏简称“苏”,而繁体字“蘇”,是由草、鱼、水、禾四字组成,它等于告诉你,这里是鱼米之乡。

  就商帮形成的原因来看,苏商产生,一半是资本主义萌芽,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,这有点类似赣商;而多半是因为地域靠海,可以发展海外贸易,这又跟浙商相同。比方洞庭商人沈万三的致富原因,后世流传三种说法:垦殖说、分财说、通番说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认同“通番说”:“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,是由于作海外贸易。”

  也因为上面这些条件跟原因,苏商的特点,介于赣商、浙商之间,有点像两者的混合新生物。

  正因为这一特点,苏商的发生地没有浙商那么广泛,它只萌芽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: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。

  徽商暴发,源于贩盐,苏商起家,瞄上的是经营米粮和布帛。盐和边疆互市的商品,是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的商品,这导致徽商与官府必须走得很近;苏商做米粮和布帛的买卖,可以与专制政权保持一定距离。这些商品没有被政府严控,所以,苏商不能因朝廷的格外优惠而暴发,也不会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骤落。这种经营之路,与赣商类似,不同于传统商帮最具典型性的发迹道路。

  不走传统商帮发迹之路的苏商,在历史的崎山岖岭中会有怎样的遭遇?这要看江苏的地域性格与它的周邻。

  脑海中浮现江苏的地图,它东边是黄海,北方依山东,西面靠安徽,南邻接浙江。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,安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镇,江苏受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,历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,俨然传统文化重地。浙江与黄海带来的海外贸易风气,又让它的身上缭绕几丝工商业文明的气息。这种相互冲突又融合的特性,构成了苏商独特的命运。

  苏商虽然主动在保持距离,但不幸的是,从一开始它就被抛入了帝国的掌握之中,被权力把玩与吞吐,其中的瓜葛与纠结,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,我们知道,他就是沈万三。

  沈万三对后世苏商性格影响深远。

 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,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。前者是武力与权力无人能匹的开国皇帝,后者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,当他们狭路相逢,非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,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就此开场了。

  我们知道明朝是帝国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,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人具备挑战中央集权的实力,两者狭路相逢,只是时间与运气的问题,沈万三又正好撞在这个节骨眼上。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离奇故事,就像历史早安排好了一样。

  沈万三的教训,就像一个用墓碑做的指路牌,从此被当做权力社会下商人命运的反面教材,被后来者吸取,小心翼翼地避过。人们以前只知道,诸侯与皇帝权力之争,存在“功高震主”,所以有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一说,有功成身退之人;但人们哪里想到,富商财力与皇帝权力也会碰撞,也会“财高压主”。财力与权力打对抗赛,实践证明财力不堪一击。

  教训实在过于深刻,由此,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、地域文化,以及沈万三这段独特的经历,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产生了决定方向性的影响,即他们在行为上普遍低调,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,无一不先考虑权力,在权力的五指山里发挥财力,有点像螺蛳壳里做道场,精忠报国、实业爱国,成为洞庭商人最爱戴的一顶帽子,或者说保护色。这种特性坚持下来,时间一长,逐渐又成了一种文化。

  低调也能跟江苏文化的本质搭调。内陆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温柔、敦实,柔韧和低调成为这种文化的主打色。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,必然精打细算、长于管理。由此,苏商与浙商在企业家的类型、气质上,也开始产生分别。江苏多管理型、政治型的企业家,而少有浙商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。民间流传一句俗话,“绍兴出师爷,苏州出管家”,是这种分别最形象的概括。

  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,朝管理型、政治型的企业家方向发展,苏商的事业,与国家从此一直融在一起。和平年代,他们的实业目标,就是实业富国、实业爱国,混乱时代,他们的实业目标又换成实业救国。其中最醒目的个例,有张謇和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。

  张謇一生倡导实业救国,做过不少有实绩有影响的大事。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,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;他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,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;他以家乡为基地,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,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壮大作出了贡献。

  同张謇比较,与之同时的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俩,则更是一个纯粹的以人品、慈善立身的商人。

  在实业爱国的文化心理鼓动下,荣氏兄弟致力于家乡教育、公益事业,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、竞化女子小学、公益工商中学(后改为公益中学)、大公图书馆,还集资在无锡和常州共建造大小桥梁88座。1929年又在无锡小箕山购地建造锦园。

  一路看下来,低调的苏商,实业爱国有一根清晰的逻辑链条。在“纺织大王”张謇、“面粉大王”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的时代,正是他们在国家疲弱的时候,点燃了实业兴国的希望;在改革开放之后,“苏南模式”红极一时,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更是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典型。

  改革开放后,吴仁宝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,使华西村迅速成为全国首富村。1996年,华西村工业经济总量超20亿元,全村居民住房别墅化,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村民家庭拥有轿车,户户存款超过6位数。华西村积极扶持贫困村的经济发展,“九五”期间帮助周边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8个村、8000人脱贫致富。华西村除每年开办扶贫培训班外,还在宁夏、黑龙江投资兴建两个新华西,走出一条先富帮后进的成功实践路子。1996年,吴仁宝还因此荣获首届紫金杯中国杰出企业家成就奖。

  吴仁宝是“人品立身、醉心慈善、实业爱国”三种性格元素最奇妙结合后的产物。

  如今,以张近东、施正荣、祝义材、沈文荣、周海江、高德康等为代表的“新苏商”,都在各个领域发起冲锋。2007年央视十大年度经济人物评选,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,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,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德康同时上榜。这些著名的苏商,仍然延续了前辈的文化基因。

  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:也只有在苏商当中,它将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的需求,同时打包背在肩上,四平八稳地踏着宽阔而平坦的商路前行。

  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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